对话：重新发现童年价值

对话：重新发现童年价值
对话人：

王珺（本报记者）

王一方（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记者：英国作家巴里20世纪初创作的《小飞侠彼得·潘》经历了一百年的时空变迁，至今仍然是读者心中难忘的儿童形象，为一代一代怀抱梦想的孩子所追逐，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您觉得这部作品的魅力何在？
　　王一方：经典的力量在于它常读常新，常思常新，不断地给人们以文学的快乐以及文学之外的思考。自由地“放飞梦想”是《彼得·潘》带给我们的启示，因为多梦是童年的天性，梦想是快乐的源泉，是飞往智力迷宫的翅膀，梦里的世界总是那么真诚、清澈、纯粹，是理想人性的第一道光芒，不愿长大的“彼得·潘”就是童年天性的守护神。“不愿长大”有双重意义，一种是恐惧成长，拒绝长大，一种是咀嚼童年，守望童年。巴里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有梦想的人不会老。
　　彼得·潘也是20世纪“童年发现”的思想风铃。一百年来，人们正是通过“彼得·潘”这个艺术形象的启迪奔向“发现童年”、进而“解放儿童”的精神高地。对《彼得·潘》的续写，使我们重新思考、追寻什么是“儿童的本真”，重新发现童年的独立价值。
　　记者：我们知道，人类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中世纪，儿童只被看作“不完全的人”。
　　王一方：是的，“发现童年”是一个全人类共同探索的命题，只是巴里的敏锐使他成为“开瓶塞”的人。1904年，巴里的童话剧《彼得·潘》上演，1911年同名小说出版，童年时代的独立精神被艺术地传播与争论，人们公认是他创造了儿童真实世界之外的美妙的想象世界，那是学校、家庭之外的第三心灵栖息空间———梦幻岛（又译永无岛———编者注），提出了“让童年飞起来”的世纪命题———实质上是如何把握呵护童年与放飞童年的张力，替孩子们喊出了“自由飞翔”的心声。瑞典女教育家爱伦·凯认为，20世纪是儿童被重新发现的世纪，童年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孩子的世界与心灵是无限广大的，他们不是附庸，而是主体，他们躯体的羸弱需要呵护，不代表他们精神上的无意识、依附性与非独立性。美国教育家杜威深受启发，随即在他的人本主义教育著作中提出一系列比欧洲更宽容的学校教育原则，更加重视自由空间、民主气氛的营造，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原则影响了后来的美国乃至世界的儿童教育体系的形成。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吸纳了西方的“新儿童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写道：“童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
　　记者：童年的独立价值渐渐被人们承认，可是观照今天，童年似乎依旧没有“飞”起来。换句话说，孩子体会不到当孩子的乐趣，而大人们也觉得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像孩子了。
　　王一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环顾我们的周围，孩子是家庭中最忙碌却最迷茫，最受关怀却最孤独，最骄横却又最无助的人，儿童的“自主性”与“自由空间”正在被各种理由、各种诱惑剥夺、挤压、蚕食。因此，我们需要一场激荡身心的儿童权利运动。也许我们可以将英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征集《彼得·潘》续集作者这一举动看作一次社会动员，在对原作的童年精神进行宣传的过程中，无疑使人们得以对童年问题进行新一轮的思考。
　　记者：时光相隔一百年，您在巴里的《彼得·潘》和女作家麦考琳的《重返梦幻岛》中是否读到了不一样的童年？或者说不同时代对童年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抑或，儿童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王一方：隔着一百年的时代天河，续写就是重写，巴里的那片“梦幻岛”想必是回不去了，就得豁出去，来点“反弹琵琶”的叛乱笔法，才能出奇制胜，在这一点上，麦考琳还有些“胆识”。首先，她在努力刻画“不一样的童年”，为适应当下读者的口味刻意把故事与人物都写“轻”了，达林家那些魂牵梦萦儿时梦境的“长大了的孩子”，梦幻岛上“长不大”的仙子，还有小飞侠，都变得比巴里的原作“轻灵”了许多，其间的对白也更趋生活化、娱乐化，情节也随意流转，生动、率性。
　　与巴里的原著相比，续集最大的“转身”是彼得·潘与铁钩船长的“侠”“魔”之争有了全新的妆容。“侠”的一方不再英姿勃发，“魔”的一方也不再凶神恶煞，侠魔之间亦不再动辄剑拔弩张，相反，“侠儿”有时是那样斗傲负气、刚愎自用，“魔头”则由暴戾转为阴险，他在鳄鱼肚里修炼成了韬晦之功，先是变成马戏团主人“毛毛人”，对孩子们大献殷勤，遭到拒绝后又委身充当新“船长”忠实的仆人，精心服侍小飞侠，甚至在险途中舍身施救，目的是诱骗彼得·潘成为他的传人。随着情节的演进，彼得·潘一步一步迷失自我，走向异化和背叛，故事中有一个细节设计得很机巧，就是毛毛人通过为彼得·潘梳理头发悄悄地偷走他的天真与想象力，使彼得·潘丧失了童心，蜕化成为“长大了的孩子”。麦考琳的精神追求显然不再是巴里式的通过“长不大”而保存“童真”，而是在“长大”（社会化+异化）的历程中通过自我反思来重拾“童真”。
　　记者：作为对教育与成长问题有着诸多牵挂与思考的出版人，您认为对今天的孩子来说，什么样的生活算是快乐的童年？
　　王一方：快乐童年说起来有一些“顶天立地”的味道，首先，快乐的童年理应建立在20世纪倡导“发现童年”的思想家们提出的“儿童本位”以及巴里“放飞童年”的标准上，同时又必须依据童年时代的身心快感机制来进行个性化定制，过度的情感呵护，过度的经验介入，过度的感官满足显然有违这一原则；其二，从个体来看，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应该容忍孩子知识与能力的“偏好”及行为上彼得·潘式的“出格”、“闯祸”；其三，我不认为拒绝社会化（成长）可以永葆童年的快乐，快乐与磨砺是交替递进的，只有穿越了苦难才会迎来充实的快乐。但是，社会化（长大）的进程与路径应该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与孩子自己的选择，同时施加适宜的引导，在放飞与约束之间把握适度的张力。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子媒体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面临着许多新的诱惑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您认为《彼得·潘》所倡导的那种自由挥洒天性的童年精神在今天的社会、技术环境中有没有可能延续？
　　王一方：全球化对于当代人包括儿童，大大扩充了精神视界，增加了知识与娱乐的选择，电子媒体的普及更将孩子抛入一个急剧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的洪流之中，儿童的成人化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甚至是一个告急的话题。
　　最近20年来，随着以网络社区为特征的虚拟世界的大举入侵，童年的生活被拖入波兹曼批评的“信息无遮、漂浮不思、躁动不静”的海量信息与过度娱乐的空间。在这里，是以自由选择的名义剥夺自主与天籁之性，造成童年的成人化，一种超越意志承受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无所谓”，儿童的概念在日渐萎缩。我的建议是每一个生活在电子媒体时代的人都必须驾驭好媒介生活中的主体性与主动性，也就是要清晰地把握、约定介入“三重世界”的时间、热情、精力的比例。尤其是童年时代，应该在老师、家长等成年人的帮助下适度地警惕、限制虚拟世界的娱乐和无根漂泊，有意识地增加想象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各类节目的参与度，扩大自主阅读与自由思想的空间。以现实沟通的乐趣、亲近自然的乐趣、思想的乐趣、审美的乐趣、想象的乐趣来节制过多的虚拟娱乐、过快的社会化步伐。我期望小飞侠式的那份天性与率真的童年精神在今天的孩子身上重新复活。这不仅仅关涉一部文学作品的命运，而且是事关童年智力生态是否健全的大问题，完全不可小视。

【专家视角】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
　　中国儿童教育的症结集中体现在成人的大包大揽和高期望值上，而这两点又可以归结为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关注和宠爱。“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家长的这句话非常值得警惕和令人深思，因为它反映出一个明知错误而为之的国民共识。从本质上说，学生的学习负担虽然越来越重，但真正的教育被荒废了，因为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关颖：
　　一些父母往往是被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观所左右，按照成年人认定的理想模式和目标来左右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现在只是为了他的将来，而对于未成年人自身个性的成熟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需要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过度保护”所掩盖的是父母对孩子权利的剥夺，其结果是，扼杀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他们由在家庭中缺乏独立的机会开始，逐渐发展为缺少独立成长的内在动力和勇气，弱化了在现实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中国社科院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卜卫：
　　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人格上与成人是平等的；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差异，童年生活与成人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但童年生活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童年生活不仅仅是成人的预备期，也不一定要成长为成人所规定的某种人；成人社会有责任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合儿童生长的环境，使儿童身心得到充分发展。教育应该认同和尊重童年生活的价值。
　　选自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

《中国教育报》2006年10月2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