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小说性与悲剧性

《史记》的小说性与悲剧性
作者：韩兆琦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四　《史记》的小说性与悲剧性

　　《史记》既是杰出的历史书，同时又有相当的故事性。如“完璧归赵”的故事、赵高拉李斯上贼船的情节、蒯通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的辞令，以及“鸿门宴”的惊险、“垓下突围”的种种曲折等等，这些都是故事。基本事实或许是有的，但发展到《史记》这种样子的曲折动人，则肯定是经过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结果。试想赵高与李斯密谋、蒯通与韩信私语，这些能记录在案、能公布于世吗？钱钟书说：“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几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史记》里的有些章节段落，只能当做故事读，不能当信史看；有些地方可能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有用，对于研究历史人物本身倒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蚡倚仗权势杀害了窦婴、灌夫后，自己忽然得了一种病，总是喊叫求饶。家里人找来巫师察看，巫师说在田蚡两边坐着窦婴与灌夫的两个鬼魂，是他们两个总拿棍子打田蚡。就这样，田蚡被两个鬼魂折腾死了。这是历史吗？这是司马迁在抒情，在表现他对王太后姐弟二人的憎恶。司马迁在《汲黯郑当时列传》里写罢两个人的事迹后，发表议论：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这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为汲黯、郑当时鸣不平，还不如说是司马迁在借机为自己的平生遭遇鸣不平更为准确、更为有力。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所谓“英雄气质”，是指他们的思想积极豪迈，勇于建功立业，不屈不挠，无怨无悔；所谓“悲剧色彩”，是指《史记》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悲剧结局；即使不以悲剧致死，也往往带有一种悲剧的气氛。《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写人物的传记共一百一十二篇。在这当中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的，此外还有近二十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名字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七十多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许多篇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但实际上篇中还写了一些次要的悲剧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李陵等。粗略计算，《史记》中所写的悲剧人物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成六类：

　　其一，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陈涉、晁错。陈涉是反秦英雄，被秦将打败身死；商鞅、晁错都是为了变革政治而得罪既得利益者而被害。

　　其二，他们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齐桓公、赵武灵王、项羽。齐桓公与赵武灵王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诸侯霸主，功勋卓著，国家富强，只是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处置失误，双双被围困饿死；项羽灭秦有大功，成为号令天下的霸王，结果在与刘邦的斗争中因缺乏政治谋略而又自身残暴战败身死。

　　其三，他们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白起、蒙恬、韩信、彭越。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将领，分别协助秦昭王和秦始皇为统一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韩信、彭越都是刘邦的名将，帮着刘邦消灭了项羽，但都因为功劳太大，不被统治者所容，而被强加罪名杀害。

　　其四，他们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牺牲，如屈原、侯嬴、王蠋、李同。四位人士都是热爱自己的国家，一心想帮着自己的国家打败入侵者，最终在关键时刻为报效国家、为伸张正气、为激发国人的斗志而自觉选择了牺牲，其中屈原的牺牲影响历史、影响后人的力量尤其不可估量。

　　其五，他们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终生奋斗、终生坎坷的人物，如孔子、孟轲。两位人士都有自己的理论著述，都有自己的高尚人格，他们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走呼号，又都因为曲高和寡、无人理解、无人赏识而困顿终生。他们都是“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是司马迁心目中的“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悲剧英雄，与后人出于尊儒而对之崇拜的着眼点有所不同。

　　其六，其本人功成名就，看起来是胜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也仍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如 秦始皇由于没有历史经验，不懂得文武并用，故而自己刚死，国家立即陷入崩溃；而刘邦胜利成功，虽然国祚绵延，但他个人也因为矛盾缠身，而临死四顾茫然，悲凉无限。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在司马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美学理想。



　　五　《史记》对我国后代史学

　　与文学发展的影响

　　《史记》书影其一，《史记》总结发展了先秦史学的旧有成果，另起炉灶，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自从这种纪传体一出，从此以后两千年的历朝正史便都依仿了这种格局。正如清代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其二，《史记》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我国后代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随着《史记》、《汉书》的带动而蓬勃兴起，这时的小说与历史相互错杂，许多作品的界限难以划分；唐人小说是《史记》文学成就的真正继承者，其篇章结构、其语言韵味、其写人叙事的方法都与八百年前的《史记》一脉相承；元代以后的短篇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都明显地受着《史记》故事题材、《史记》情节结构、《史记》人物精神面貌的传承等影响。其中《三国志演义》对《史记》人物形象、《史记》故事情节的模拟，以及对《史记》写人叙事方法的学习尤其明显突出。

　　其三，《史记》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史记》之后，中国的历朝“正史”中也还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传记文学”成分，例如《汉书》、《后汉书》、《新五代史》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文学的领域内，除了大量以“传记”命名的如《五柳先生传》、《方山子传》、《李姬传》、《马伶传》、《大铁椎传》等等之外，还有更加难以统计的诸如《马汧督诔》、《潮州韩文公庙碑》、《柳子厚墓志铭》、《段太尉逸事状》、《左忠毅公逸事》等类名繁多的优秀著作。中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发展、成熟很早的国家，在世界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欧洲人称《希腊罗马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是传记文学之父，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比普鲁塔克要早生192年，《史记》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