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采访稿】崔永元：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